郭英德老师讲《三国演义》(十九):士人政治家的典型——说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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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政治家的典型——说诸葛亮(二) [转载出处:www.pp00.com]


文 | 郭英德


士人的政治道德:知定数,尽人事


知其弗成而为之


值得注重的是,在小说中,诸葛亮不光自动选择“明主”,并且自动选择了失败。


小说写道,徐庶要去许昌之前,特地拜望诸葛亮,敷陈他:“庶临行时,将公荐与玄德。望勿推阻,可往见之,当展生平之大才,不负畴前之所学也。”


诸葛亮“闻之,作色而言”,说:“汝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你这不是把我看成祭奠时用的牛羊吗?说罢,“拂衣而入”。(卷八《徐庶走荐诸葛亮》)


可见诸葛亮心里非常领略,徐庶把本身介绍给刘备,这是把他往火坑里推,成为刘备的殉葬品。但他最终照样选择了刘备,选择了明知会失败的事业。


诸葛亮选择的是失败的事业,小说还经由侧面加以描写。好比,诸葛亮的同伙司马徽在他未出山时,就深深地感慨:“虽卧龙得其主,不得当时!”也是他同伙的博陵崔州平,对刘备说:“将军欲见孔明,而使之斡旋六合,扭捏乾坤,恐不易为也。”(卷八《刘玄德三顾茅庐》)司马徽、崔州平能预见到的究竟,当然诸葛亮也能预见到。


“得其主,不得当时”,这组成了诸葛亮政治选择内涵的一种弗成解脱的矛盾。他切实找到了一个可以尽他之才的君主,却没有赶上一个好时机。



刘备集体的最终失败,这是天意注定的,当然也是汗青注定的。除了从新进入时光地道去改写汗青,不然这是弗成改变的汗青事实。汗青叙事老是由果溯因的,所以这种汗青事实被后人视为“汗青宿命”。


孔子说:“不知命,无认为正人。”(《论语》)诸葛亮无疑是个正人,并且伶俐过人,料事如神,他的智商应该还凌驾一样的正人,弗成能“不知命”,包罗知定数。


在小说中,对诸葛亮是不是“知命”,是不是知定数,是不是可以真正地把握住“天时”,具体描写是有矛盾的。


一方面,小说写诸葛亮是知命、知天时的。


好比华容道故事。火烧赤壁后,诸葛亮兴师动众,他算计出,曹操一定要败走华容道。这时他选择关羽前去华容道切断曹操。


败走华容道


这个选择连刘备都感觉错误适,很荒诞。他说:“吾弟云长,义气深重,若曹操果真投华容道去时,只恐端的放了。”因为谁都知道,关羽和曹操的关系过于亲切,还欠曹操一份情面,你选择谁不成,为什么偏要选择关羽呢?


然则诸葛亮注释说:“亮夜观乾象”——“乾象”就是帝王之象,曹操固然没当皇帝,但照样上应乾象——“曹操未称身亡”,天意注定曹操还不应死。所以“留这恩念,有意等云长做小我情,亦是美事”,横竖曹操不会死,就让关云长去做小我情。刘备听后竟然夸他说:“师长神算,世罕及也!”(卷十《周公瑾赤壁鏖兵》)。


这叫什么“神算”?不外是“世所罕及”的傻算而已。若是诸葛亮不相信定数的话,华容道切断曹操,能够派张飞去,也能够派赵云去,那么曹操或者死,也或者不死。若是曹操真的命不应死,派张飞、派赵云去堵,他也或者不死;不然,派张飞、派赵云去堵,不就能够杀死曹操了吗?这不就解决一个大问题了吗?然则诸葛亮不这么做,他不去和命运抗争,在命运眼前宁肯听之任之。从这一点来看,似乎诸葛亮是知命的,并且不肯意跟命运抗争。诸葛亮偏偏要让关羽“做小我情”,这不是有意为之吗?


隆中对


另一方面,小说写诸葛亮固然知命,却不吝违抗定数。


诸葛亮明明知道本身出山追随刘备,面临的或者是失败,若是要取得统一世界的大业,他不如追随曹操,或许追随孙权,取获胜算的或者性更大。然则他偏偏选择了取获胜算最小的刘备。


在“隆中对策”时,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经对世界大事管窥蠡测,所以他弗成能不预知本身选择了刘备,也就选择了失败。实际上,他对其时的政治形势,对扶汉兴刘的终局,对自身的悲剧命运,都有对照清醒的熟悉,不然他就不会对徐庶说出“汝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如许的话了。


既然失败是定数注定的,那么,借使诸葛亮信从定数,他能够抛却这种选择,也能够不去“六出祁山”,横竖最终是失败的,还折腾什么呢?然则诸葛亮起劲地跟命运抗争,自愿承担起演绎悲剧的重任。


所以这解说了两个问题:第一,诸葛亮自动选择了失败;第二,诸葛亮自动选择了他早已预知是徒劳无功的事业。


那么,他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徒劳无功的事业呢?我认为,他是要经由这种事业,去考验本身的能力、意志、道德和信念。


一小我可以在别人都不看好的事情上,甚至本身都不看好的事情上,去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需要很大的本事。用前人的话说,是“把死蛇给弄活了”。这明明是一条死蛇,我却能把它给弄活了,这才是真本领,是最高明的一种本领。谁也不看好,甚至连本身都不看好的一番事业,你却能搞得轰轰烈烈,能在一连十几年的时间里谱写出一番惊天动地的英雄赞歌来,那才是真正的英雄本领。


《读三国志法》


火烧新野,激辩群儒,赤壁大战,三气周瑜,七擒孟获,六出祁山……诸葛亮平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示意出经天纬地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和交际才能,极尽描摹地施展出“补完六合之手”,展示出过人的才调,竖立了盖世的功勋。


诸葛亮看头了天意、天时,然则他还要尽本身的小我起劲去做,并且在全力做的过程中考验本身的能力、意志、道德和信念,看本身能不克对峙去做,能不克起劲做好。正如毛宗岗所说:“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世界,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读三国志法》)三分世界,是“达乎天时”的,所以水到渠成;六出祁山,是逆乎天意的,但也要“尽乎人事”。


“成事在人,成事在天。”一出祁山前,太史谯周对后主刘禅说:“臣夜观天象,北方旺气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图也。”并对诸葛亮说:“丞相深来日文,何以强为也?”诸葛亮回覆说:“天道之理,变易不常,岂可拘执也?”(卷十九《孔明初上出师表》)这就是“成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意思。


若是你认准了“成事在天”,而抛却了本身的起劲,那么这是消极的,是消极的。若是你认准了“成事在天”,仍然不抛却本身的起劲,持续去“谋事”,那才是积极的,是乐观的。成就一番人生的事业,不是在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究竟,而是在实现事业的过程。当你能把整个的人生过程,谱写成一个极新的篇章,那么你就是真正有本事的人。


诚心诚意


在“尽乎人事”的过程中,诸葛亮不光要考验本身的能力,也要考验本身的道德,考验本身能不克忠于一个注定要失败的王朝,能不克赤胆忠心地辅佐一个基本辅佐不起来的阿斗。


在“白帝城托孤”的时候(卷十七《白帝城先主托孤》),刘备临终时把诸葛亮叫到眼前来,语重心长地说:“君才胜曹丕十倍,必安国而成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若是阿斗能够辅佐,你就辅佐他;若是他弗成辅佐,你本身能够当皇帝。


这句话实在说得太重了,诸葛亮听了今后,震惊得“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立时对刘备透露本身的赤胆忠心。他说:“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也?愿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说罢,跪倒在地下,“以头叩地”,磕到两只眼睛都冒出血来,真是坐卧不安。


当然诸葛亮说到做到,此后一向没日没夜地操劳,诚心诚意,死尔后已!


这件事使我们难免发生疑问:刘备这么说事实是为什么?贰心里事实是怎么想的?刘备或者早就估量到了,也或者真的没有估量到,像诸葛亮如许的士人,是不会也永远也不会去篡位夺权的。他们可以有志于为“帝王师”、登宰相位,却从来不曾想到、更从来不会去做“帝王梦”。“士为亲信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为亲信者死”原本就是“士”的本色。


白帝城托孤


我感觉刘备有或者没有估量到这一点。恰是因为他没有估量到这一点,所以才会拿这么重的话来激诸葛亮。他知道诸葛亮的道德人品,逼着他在本身临死的时候,许下“愿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诺言。诸葛亮既然说了这话,那么他就必然会身体力行,必然会实践本身的诺言,而不会有他心。


然则刘备实际上没有想到,像诸葛亮如许的政治家,和一样的政治家有极大的分歧,即他是一位士人政治家,说白了,他们在骨子里,在素质上,不是政治家,而是士人。士人固然有着“经天纬地之才”,有着“补完六合之手”,然则要让他们篡权,要让他们当皇帝,他们连想都不敢想,更不消说去做了。


子女好多文人诗人赞扬诸葛亮,就是看中他的这种品质,把他塑造成一个忠臣的形象。其实,若是从实际功利角度来看,诸葛亮忠于刘氏王朝,忠于刘备,甚至忠于刘禅,这只是外观的现象。更深刻地看,诸葛亮真正注重的是他本身的政治幻想、政治追求,注重的是他本身平生的绚烂事业——因为这才是士人立身之本。


毛宗岗说:“能料其事之必败必钝而终必踏之,此智而愚者之心也。师长未出草庐,已知三分世界。然则伐魏之不成,出师之晦气,师长料之熟矣。明明逆睹而乃非逆睹者,何哉?盖以智而愚者,自杀老臣之责;而仍以愚而智者,上杜幼主之疑。”(毛本《三国演义》第九十七回考语)为报刘备知遇之恩,不吝“六出祁山”,“诚心诚意,死尔后已”,这是人们平日对诸葛亮与悲剧命运抗争的心理念头的评价。


然则我感觉,以此为凭据,说“六出祁山”,只是为“尽老臣之责”、“杜幼主之疑”,这种见解太甚于肤浅。依我之见,“六出祁山”,这是诸葛亮在挑战自我的极限,“知其弗成而为之”,以求“置之死地尔后生”。



为什么诸葛亮要“六出祁山”?他明明知道“六出祁山”是很难打赢的。魏延曾经给他献过计,说能够出奇兵。别如许步步为营,别老是经由汉中这一带步步为营地打曩昔,这么打是打不赢的。你在正面把曹魏的大军吸引住,同时出奇兵从西边包抄曩昔,给我五千戎马,我马上可以直捣许昌老巢。如许前后夹攻,就能够取获胜利。司马懿也领略这是很好的一招,然则他知道诸葛亮绝对不会这么做。所以“六出祁山”时,诸葛亮一向步步为营,非常辛劳。他也知道这个战是很难打赢的,然则他对峙一向打下去。


“六出祁山”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诸葛亮提出的政治方针是“恢复华夏”,这只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诸葛亮固然以“相父”身份辅佐阿斗,但他在蜀汉的地位并不是稀奇稳定的。人人能够看出来,诸葛亮几回出师,几回后方都有人献诽语,在他打得最热闹的时候,还被逼不得不回师,因为朝中有人掣肘。


咱们知道,在一样的情形下,为了消解内部的矛盾,有时候最好的法子就是把矛盾引向皮相,一致对敌,如许人人的注重力全在皮相疆场上,那么内部的矛盾就能够相对缓和些。这也许也是诸葛亮治蜀的一种特别的方式,很别致的一种方式。


诸葛亮一次又一次地出祁山,固然展示出他巧妙的计策,但在整个打法上是对照拙笨的,并没有更多招数。在这种情形下,碰上司马懿的软磨硬抗,他更没法子了。他想打胜仗,然则没有更多的招数可打胜仗。


对诸葛亮来说,在出祁山的整个过程傍边,最难题的是粮草问题,粮草跟不上。因为他的战术是攻击型的,粮草要一向跟上,不像戍守型的,守在那儿不动,粮草能够源源络续地运来。你是攻击型的,一向往前打,粮草的包管就非常主要。而对粮草的包管,诸葛亮一向拿不出很好的法子。


有人说诸葛亮有个很大的失误,就是用李严。李严是个贪贿之人,作为管粮草的后勤部长,最轻易贪贿。因为他的贪贿,致使粮草不克实时,有好几回使诸葛亮有后顾之忧,无法持续攻击。甚至有一次,李严明明知道本身贻误粮草了,为了瞒住诸葛亮,他向后主献诽语,愣是把诸葛亮的戎行早年线招回来。



从这里能够看出,诸葛亮不打是不成的,接触至少能够确立他在蜀国的政治地位,这是很主要的。当然他知道魏国是很难打赢,即使不说一定打不赢,至少是不易打赢的。很难打赢,然则又不得不打,这是诸葛亮的一种行为体式,一种特别的人生选择。


即使面临宿命般的失败,诸葛亮依然在心里存有一份信念,与命运甚至与汗青进行不平的抗争。固然面临的是注定的失败,但他仍然以一种履险如夷、舍身殉难的目光对待这一切,并不是以而对生命和前途发生怕惧和绝望,充裕示意出从孔子以来儒家士人秉持的“知其弗成而为之”的精神风仪。


最后一次出祁山,在五丈原,诸葛亮死在疆场上。他临死的那一幕非常悲壮,他深深地感慨:“吾再不克临阵讨贼矣!攸攸苍天,曷我其极!”(卷二十一《孔明秋风五丈原》)


诸葛亮为了本身的事业,为了本身的幻想,为了本身追求的人生道路,最后献出了贵重的生命。这一年他五十四岁。诸葛平生叱咤风云,罕逢对手,临终却有如斯苦楚悲吃力之叹,这不恰是对挑战自我却难违天意的叹伤吗?


在读《三国志演义》的时候,我们都邑深深地感触到,诸葛亮的平生切实是悲剧的平生;同时也感触到,诸葛亮本身也在咀嚼这种人生悲剧,在品味人生悲剧,在体味傍边,他实现了本身人生的升华,实现了生命的升华。我感觉这是诸葛亮作为一位奇特的士人政治家最具魅力的处所,也是最动人的处所。



当然,诸葛亮的平生虽是悲剧,然则绚烂的;他的功业固然失败,然则不朽的。诸葛亮恰是在悲剧的平生、失败的功业中,证实了自身的能力,锤炼了自身的意志,实现了自身的价格,发扬了自身的道德。


后人赞扬诸葛亮,把他这平生的绚烂事业和他所示意的道德品质连系在一路,塑造出一种极完美的道德人格,这就是毛宗岗所谓“古今来贤相中第一怪杰”。而这种“古今来贤相中第一怪杰”,恰恰不是一种权要似的政治家,而是一种士人政治家。所以,成为士人政治家的精神范例,是诸葛亮形象的一个显著特点。


历代以来,人们不以成败论英雄。在《三国志演义》问世之前,已经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借诸葛亮形象依靠本身救国救民的怀抱。陈寿著《三国志》,称诸葛亮为“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杜甫热情地赞扬:“诸葛台甫垂宇宙,宗臣遗像肃狷介。三朋分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咏怀事迹五首》)“三顾频仍世界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陆游感慨:“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手足间。”(《书愤》)


杜甫《蜀相》


无论是杜甫照样陆游,他们都把本身比作诸葛亮,或许以诸葛亮作为本身的精神范例。很显然,这种精神范例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中国古代的士人,可以像诸葛亮如许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是很不轻易的。所以他们敬仰诸葛亮,进展本身的平生能像诸葛亮有所建树,但也感伤诸葛亮的政治幻想最后归于失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说,《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凝聚了中国古代无数仁人志士的深切寄望。


文章转载自公家号:京师文会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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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

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传授,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在戏曲小说、散文史、古典文献、学术史等方面卓有建树。著有《中国四台甫著讲述录》《读三国 说英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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