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民国初年的“清史热”

自媒体 2019-12-05 05:46

撰文：蔡炯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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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辛亥革命，清室覆亡起，若何论述和懂得方才曩昔的清代汗青就成为一个各方政治力量争夺的场域，清史记忆亦随之呈现出各异的形态。王钟翰师长曾谓：“民初以来，清史研究就是汗青学科显现的新趋势。这与其说是受历朝都有为前朝修史的传统之影响，毋宁说是辛亥革命以来排满思潮在学术上的反映，以及清朝统治的‘僵尸’依然存在并有外国侵略势力贪图借尸还魂这一严重对学术界发生的一种刺激。” 此段文字虽短，但道出了民国初年清史为各方所瞩目的几点启事：其一是辛亥革命前后排满革命思潮而引起的明清易代之际汗青的新生；其二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引起革命党一方试图经由揭清之失而进一步崩溃清代复辟的或者性；其三是清遗民一方试图经由修史以报祖国，依靠黍离之悲。此外，日本人对清史的存眷和为其侵略中国办事的学术文化运动亦刺激了学人存眷清史。

民国时期北京当局主导修撰发行而最终被国民当局查禁的《清史稿》，作为中国汗青上最后一次由官方所主导的传统纪传体“正史”，其修撰过程即后来的命运所关涉的问题极多。因为政治文化的转型，传统“正史”的命运亦如同很多传统时代的很多经典一般逐渐被边缘化，梁启超在晚清曾说：“于今西洋同业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 但其立论的方针在于将中国旧史进行彻底地革新，在这个革新中，“缔造性转化”与“消费性转化”皆弗成避免。罗志田曾将这一时期归纳为“经典淡出的时代”，并指出：“传统经典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使社会处于一种无所指引的状况，激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

清史稿

民国初年有关清代汗青的其他文本如稗官别史、掌故笔记、演义小说、戏曲与片子（稍晚显现）脚本、汗青教科书等等也纷纷出涌现，一时间“人人喜谈清代掌故”。清代汗青记忆呈现出众声喧嚣的态势。

稍稍检视其时报章之上登载的书籍与戏曲告白，即可看出其时的确显现了一股“清史热”。其时报章上各类告白文字偏重有所分歧，有些告白词意在强调其作品近于汗青原形，譬如1913年9月《申报》上小说《清史演义》的告白便谓：“是书系青浦陆士谔师长手笔，文字犀利，论断正确，叙事详明，将有清十二朝武功文德、国政朝章以及宫闱底蕴、朝野奇事悉载靡遗，诚小说界空前之杰构” ，一年之后的1914年11月，此则《清史演义》的告白仍然在《申报》上持续登载，似乎销路颇好，其文曰：“本书初、二、三集出书仅只一载，销数已达万部。日本文豪日下峰太郎要求译为日文，经著作人陆士谔君许可，现已译等《台湾日日新闻》，风行彼邦，自行新小说以来，价格之巨，得不曾有。” 告白中还借日本人之口而自抬身价，其真实性虽值得探究，但能在前后一年有余的时间中持续登载告白，似乎解说发卖此书收益不少，能支出一笔不菲的告白费用。

而在此前后，《申报》甚至在统一天在统一版面便登出两条有关清代汗青小说笔记的告白：其一为《清季别史》，略谓：“此书分初、二、三编，内容三十余种，悉出一时名人手笔，于清季掌故搜辑极广，个中如纪中法之战、中日之战、庚子之乱等作皆极可贵，又庆王别传、清代割地谈等或译自欧文或参考西籍而成。尤犯难得，作清史参考书可读，作小说读亦无弗成。” 强调此丛书兼具小说的趣味与史事的正确性；另一条则宣传的是一套“满清稗史”：“勘误再版满清稗史（内容十八种）《满清兴亡史》、《满清外史》、《贪官蠹役传》、《奴才小史》、《中国革命日志》、《各省自力史别裁》、《现代名人事略》、《十杰记实》、《南北春秋》、《戊壬录》、《新燕语》、《变异录》、《三江笔记》、《所文录》、《湘汉百事》、《清末实录》、《暗算史》、《清华集》。本书出书以来，荷蒙各界迎接，出书现已售罄，复经著者将内容详加校订，再版印行，仍附铜邦畿画，装订十八册。” 从上述书名看，个中内容大多未必可托，然题目耸动，炫人耳目，或者在民间社会行之颇广。尽管内中所言“第一版售罄”如此，或者是出书商自夸之辞。但弗成否认的是，这类书籍虽多系辗转抄撮并加以想象附会而成，但受众反比严肃之作或者更广，故个中的内容和立场亦介入形塑了人们心目中的清代汗青记忆。

陆士谔

书籍尚需识文断字者方能阅读，在当日底层社会仍有很多不识一丁者，故书籍撒布的广度尚相对有限。而戏曲等艺术，因其借助形象、声音为序言，则胸无点墨的基层公众亦往往能赏识，故在好多时候比小说流布局限更广，戏曲之中的故事，往往妇孺皆知，又能经由口耳相传，故传统中国社会之中，民间的汗青常识与汗青意识，有很多是来自汗青题材的戏曲之中。清代覆亡之后，以清史为题材的戏曲亦很快便被推上舞台，当日报章上亦为之鸿文告白。如一则为《满清三百年始末记》戏曲宣传的告白便称：

演新戏无非把旧事新朝重提起，现身舞台，俾观者鉴古知今，得资阅历。如演社会戏，则离合悲欢、赏善罚恶；如演汗青戏，则有兴亡废立，旌忠惩奸，开导人之智识，小心人之观感。本社揭幕以来，一载于兹，所演之戏，均从有益于社会着想，备蒙观客称许，而乾隆下江南一剧，极为各界迎接。然是剧于满清汗青，仅如凤毛麟角。故本社汇集清室三百年之旧事，或内府秘纪，或故老传言，自顺治称帝始至宣统退位终，个中荣枯生死、忠正贪邪、淫盗奸宄，色色俱备，尤以顺治得位之易、康熙秉政之明、雍正换子之奇、乾隆游佚之侈、宣统失政之速，天道轮回，颇堪寻味。至若演员之高贵高声，布景之完全，早以有口皆碑，毋庸自夸，准于初七晚开演。有新剧癖者，曷来一观此绝无仅有之汗青好戏，胜读一部清史也。

观其告白词中所言，戏中所谓汗青事实多系荒唐不经之传说，譬如“雍正换子”、“乾隆游佚”之失等等，生怕史实的成分少，而传说附会的成分多，但这并不故障公众喜闻乐见，而此戏在其时似乎也演得热火朝天。《申报》上第二天的告白持续登载《满清三百年始末记》的告白，登出当晚表演的具体内容是“顺治帝入关称尊，吴三桂恋色卖国”并合营表演内容撰写白话化的告白词，用上海本地的吴方言戏仿观众的口气，令人读后忍俊不禁：

哈哈，今朝晴天气，到啥场化去白相呢？想着哉，三洋泾桥民兴社，今夜做头二本满清满清始末记，我到要去看看，顺治进华夏格事体接连看完仔，胜过一部清朝史记哉，让我打德律去定好位子，铃铃铃，三千一百三十号，喂，啥人？阿是民兴社？是格。今晚三百年满清始末记那哼做法格？就从清太宗称尊，出兵攻打中国演起，其时李闯做乱，做了皇帝，并吞吴三桂的小妻子陈圆圆，三桂重色忘国，借兵攻打李闯，及至歼除闯贼，得回陈圆圆，就轻轻把大明山河送掉，请顺治帝即位。剧中有鞑子做皇帝、皇叔偷皇嫂，并有浙江上虞县的故事，孀妇做皇妃，奇新鲜怪，大有可观，新添稀奇布景：行营宝帐、金殿皇宫、大炮坚城、华堂曲室、夜月暴风、御园梦景，形形色色，无不该有尽有的。

这段方言白话，直把明清易代之际的汗青写得如同江南吴地的家长里短一样。文化水平不高的观众天然会因为个中的亲切感而喜闻乐见，但传统的儒家士医生就生怕不那么接管个中颇不雅观驯的言辞。更不消说个中所谓“鞑子皇帝”、“皇叔偷皇嫂”等用语，会让看到这类文字心念祖国旧君的清遗民十分不满，在本身的文字中怒斥之。

清季曾在国史馆任职多年，在其时颇以史学之才、学、识三长自尊的恽毓鼎，辛亥革命之后出亡京师，以清遗民自居，便对其时从出的清代稗官别史多有不满。他在民国初年曾在读了新出的《清代野记》之后谈论：“近世南人，不写意于清室帝后，已成一种风行性，此从古未有之失常。盖一代之亡，学士医生作为笔记，追述先朝故事，多寓忠爱之忱，独近世否则，故余于此类纪载，不乐观看，以其本源先不正也。” 事实上，他并非“不乐观看”，而是相当喜欢看民初显现的谈清史的作品，只不外看了之后多加以指摘，有时颇为赞赏，因为作品立场与其邻近，有时便显得迂阔。1912年9月，恽毓鼎记载：“饭后鹤群来，剧谈新作《清演义》，已十余回，大意发扬武功，以作国民之气。与《三国演义》邻近，而故朝掌故，借以撒布。小说家言，其风行之力反过正史也。鹤群甚迟疑于孝庄文皇后宫闱之事。此事变老言之凿凿，而下笔犯难，唯有于无字处书之，使读者慧心领取耳（《红楼梦》可法也）。” 此处施展恽毓鼎与友人回护清廷的专心，以至于故老相传的宫闱底蕴使得他们“下笔犯难”，最终却决意使用小说家的笔法，“于无字处书之”，而非具体订正而判袂此事原委，亦可施展出恽毓鼎的史学观点。1914年8月，恽毓鼎从农会（借书处在农会亦有意思）借得《清外史》读后则谈论说：“今日粗阅一过，其事之荒僻实不必论，且以义例言之，凡子女工资前朝修史，所修者某朝，即以某朝为主人翁，如梁、陈、齐、周四史，皆出唐人手，而客主各分歧，称其君曰皇帝，曰上，曰朝廷；称他国曰犯境，曰陷。内其国而外他国，义例当然也。故不以所修之朝为胜朝，而以所修之前一朝为胜朝。又如清朝人作一书叙明朝事情，必称之曰太祖、成祖、庄烈帝，决不段段加明字，曰明太祖、明成祖、明庄烈帝，且直斥曰元璋、棣、由榔（笔者按：崇祯帝名朱由检，此处恽毓鼎记忆有误）也。今观《清外史》于列圣庙号上皆标一清字，甚至直呼帝名，而满朝、满帝、清廷等字满纸，可议处必丑诋竭尽全力，而善处则一字不书，其不平正如斯！若使此种人执笔而修清史，则是非倒置不胜问矣。呜呼！史事岂可轻畀耶！”

恽毓鼎像

1916年孟森针对其时清代别史从出的的现象曾说：

有清易代之后，史无成书，谈故事者乐数清代事实。又以清世文网太密，乾隆间更假四库馆为名术，取威胁焚毁改窜甚于焚书坑儒之祸，开禁今后，其反动之力遂成无数不经歪曲之谈。吾曹于清一代，原无所加甚其爱憎，特传疑传信为操觚者之责，不欲同流合污，辄于谈清故者有所辨正，偶举一事，不惮枚举旧说，稍稍详其原委，非敢务博贪多，冀折中少得实情耳。

孟森秉持的严肃的史家立场，对于荒唐不经以歪曲清代为能的传说，天然不克容忍，他自陈持此立场乃是史学家的自我认同使然：“其为珍爱清室之意少，而为维持史学之意多。故虽不信官书，亦不听世俗之传说，尤不敢盲从（辛亥）革命今后之小说家，妄造清世事实，以图种族之私，而冀耸流俗好奇之听。”他认为官书与私人记载皆有所偏颇，故“清史一科，固以改正清代官书之讳饰，但亦非以摘发清世所讳为本意” 。但稗官别史中宫闱传说的流布，亦施展出其时清代汗青记忆的多元与混同，秦燕春曾指出民国中期：“清代之史（稀奇是明末清初之史）在经由清末民初几十年间带有‘有色眼镜’的频频戏说之后，其牛骥同皂、珠玉杂陈的局势相当严重，能够说将其回来汗青正本面容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学术问题。”

某种意义上而言，清史记忆所呈现的恰是分歧人物、分歧群体对于当下以及将来中国的分歧见解。汗青记忆本与当下得处境互相关注，故亦跟着时局的转变而络续发生出空前未有或许早为人遗忘的一些面向。关于汗青与记忆之间的区别，法国史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曾说：

记忆和汗青远不是同义语，我们应注重到，一切都让它们处于对立状况。记忆是鲜活的，总有实际的群体来承载记忆，正因为如斯，它始终处于演变之中，遵守记忆和遗忘的辩证轨则，对自身一连络续的变形没有意识，轻易受到各类行使和操作，时而历久冬眠。时而瞬间新生。汗青一向是对不再存在的事物的可疑的、不完整的重构。记忆老是当下的现象，是与永恒的如今之间的真实关联；汗青则是对曩昔的再现。记忆具有巧妙的感情色彩，它只与那些能强化它的细节相容；记忆的营养源是昏黄、混同、笼统、游移、个体或象征性的回忆，它轻易受各类移情、屏障、压制和投射的影响。汗青是世俗化的思惟运动，它要求采用剖析方式和批判性话语。记忆把回忆（souvenir）放置在神圣的殿堂中，汗青则把它驱赶下来，它老是让一切都回来寻常。默不出声的记忆来自跟它慎密相连的群体，或许按哈布瓦赫的说法，有几多个群体就有几多种记忆；从素质上说，记忆既络续繁衍又络续删减，既是集体的、多元的，又是个别化的。相反，汗青属于所有人，又不属于任何人，这就使得它具有某种普世幻想。记忆根植于具象之中，如空间、行为、形象和器物。汗青存眷的只有时间之流、事物的演变及互相关系。记忆是绝对和纯粹的，汗青只认可相对性。

上述引文揭橥了记忆的举止与多歧，且隶属于分歧群体，带有光鲜的情绪色彩，固然归纳自法国的汗青经验，但揆诸中国汗青，亦若合符节。具体到清代汗青记忆而言，一方面，清代覆灭之后，陆续两千多年的帝制被新的共和体系所庖代，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皆发生一系列的转变，固然辛亥革命在后来的论述中常被认为“不彻底”。事实上，辛亥革命的影响甚为深远，绝非仅及于政治轨制层面，最近的研究逐渐揭橥辛亥革命在社会意理、文化等层面所引起的巨变。辛亥革命雷同于吹及各个层面的一阵飓风，所过之处，事物的外形皆因之形变，原有的秩序与位置都邑发生响应的转变。

孟森

有论者指出的：“共和庖代帝制的改变是一个较长的成长历程，发生在辛亥年的那次鼎革不外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其相关的改变在此前已发生，此后仍在陆续。” 近代四川学者刘咸炘曾经论说史学的功能在于“察势观风”进而“知人论世”，这一取向在其时并未引起多数人的注重，而近年来始起头被正视。汗青现象本有“实事”与“虚风”的分歧层面，辛亥革命之后清史记忆，本近于“虚风”一面，然并非不主要，且其影响经常在潜移默化之中决意汗青中的人物的行事体式。王汎森曾以风为喻，指出汗青的历程：“像‘风’一般吹掠而过，形成无处不在的影响。这种影响像毛细管感化般，在最微细的、最平常的、最私密的空间施展了意想不到的力量。”

民国初年，时人在论说思惟史、学术史甚至词选等议题时，经常冠以“近三百年”的前缀，实际上“近三百年”就是清朝统治时期，论者有意不消“清朝”或“清代”，背后几多含有“去清朝化”的心态，施展出作者背后的政治文化立场。此种隐微之处的示意，便可谓汗青上的“虚风”，虽是细节，但足以提醒很多“实事”所未必能解说的问题。诚如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所言：“人是处在本身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任何“物质性”的行为背后，实际上也遵循着由人所供应的“意义”路径。1925年章太炎在给门生吴承仕的信中曾论及清遗民仇视民国的立场，有些并纷歧定有很多动作，但“泄杳之风，由来已久⋯背诞之言，时时形于文字。” 这或者就是“风”的一种施展，很多象征性符号并不需要太多动作，而使用者与心目中的领受方就天然心领神会，然而究其实际，又没有太多的实“迹”。故章太炎对政府“法吏不问”清遗民的运动，十分恼火，故“于黄陂复兴时，曾劝其捕治溥仪，以完复辟之罪。” 章太炎的主张似乎是以心理而非行为来给溥仪及其四周的清遗民入罪，近于“捕风”，固然看似不近情理，然若用之于索求时人的心迹，则很或者比有形的运动更能接近实情。又，很多清遗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月投效于伪满洲国的行为，在受现代民族主义影响下得人看来，无疑是“汉奸”叛国的行为，然在当事人的心里，则或者有以“民国乃敌国也”，心存依托伪满洲国为清室复辟的设法，尽管在此标语背后，仍难免有心里的重要和焦虑之处。

清代以外族入主华夏，定鼎两百余年，超越前代由少数民族竖立的王朝如辽、金、元等，其汗青自己与汉人所竖立的华夏王朝有着不尽沟通的一些特征。王钟翰曾说：“清代官制，虽云‘泰半沿前明数百年旧制’，然细究之，两代官制多名同实异” ，“名同实异”一语实能把握明清易代的转变地点，但论者往往不察，认为清代与前代华夏王朝无异。德裔美国粹者魏特夫（Karl A.Wittfogel）最早使用“征服王朝”一词，将辽、金、元、清，皆归入个中。事实上，清代轨制与文化既有继续自前代汉人王朝及游牧民族所建政权之处，又自有损益，形成新的款式。这些特征自辛亥革命前后便引起时人的注重，而其时倡导排满的革命党人经由从新挖掘明清鼎革之际的文献，以自西方假手日本传入的民族主义为思惟资源，从这些挖掘出的旧文献中读出新意，新生明清之际被清廷锐意压制的汗青记忆，用以宣传满汉之别和革命的需要。朱希祖1931年在为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作序时写道：“余自二十五年前游学日本，初属意于晚明史籍，当时二三师友，亦尝弘奖斯风。余杭章师长首先传刻张煌言《苍水集》、张斐《莽苍园文余》⋯⋯当时东京、上海，声气响应；顺德邓氏，乃鼎力搜辑，别史遗闻，遐迩荟集。断简零篇，邮之以学报，鸿文巨册，汇之以丛编⋯⋯盖读此等书者，皆有祖国河山之感，故能不数年间，规复旧物，弘我新猷。回首顺、康、雍、乾诸朝，出其暴戾雄鸷之力，以从事于破坏禁毁者，方知其非无故也。”

朱希祖

翻阅时人的日志、信札以及事后的回忆文字，会发现成长于清末的反清革命者，率多受到过这批复出的明清鼎革之际的汗青记录的影响，有些人甚至经由口耳相传的体式，获得了与清代官方分歧的汗青记忆，而这种早年的记忆，影响甚为深远。

钱穆晚年在《师友杂忆》中的记载，他回忆少小时在无锡荡口镇的小学里，他从本身的体操先生哪里得知了“我们的皇帝是外国人”的信息，相当震惊，起头有了昏黄的反清意识。他随后又在先生的开导下，熟悉到中国汗青一治一乱，而西方则是“兴了便不再衰，治了便不再乱”的纪律，此后发奋要研究中国汗青，探寻中西汗青之间的异同。而蒋复璁后来则回忆清季杭州的小私塾中，学生对清廷有所不满，便在官方的汗青教科书上作些涂改：“其时汗青教材之中，关于清代的汗青还称国朝，也会空格或昂首，然则我们同窗不约而同地都把‘国’字改去，好一点的改称‘本朝’，有的竟改为‘清朝’，小学生都如斯，更大的学生更不必说了。”

民国成立，排满革命虽已无标的，但孙中山在清帝退位之后，即在南京祭明孝陵，此举极具象征意味，将自身倡导的革命与朱元璋及明代汗青记忆关联起来，构建一个汉人民族革命的连贯谱系，此一革命谱系在1928年国民当局成立今后，仍然施展着感化，在国民党一方的官方汗青论述中，清代始终是榨取汉人的一个外族反动政权。刘小萌传授曾经说：“在清朝消亡今后，中华民国（笔者按：此处应首要指国民党一方）的史学叙事根基是对满族统治完全否认，代表作就是萧一山三大本的煌煌巨著《清代通史》，他把清代纳入近代史，讲中国近代史，根基线索就是民族革命” 。然袁世凯代孙中山出任大总统之后，北洋当局中多前清旧人，袁世凯设立清史馆，网罗学者文士修清史内清廷而外民国，引起革命党一方的不满，自修史肇端阶段，便多有分歧的议论，甚至讥评，各种报道频现报章，修史在民国初年纷扰的政局中，虽为不急之务，然而引起的存眷似并不少，此现象亦间接解说“修史” 这一行为在中国社会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传统固然呈断裂之态势，然其与现代实际上又难舍难分。

（作者为四川大学汗青文化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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